“国家”与“中央”的疏离，恰是川大在1933年以后陷入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国立”招牌本是在刘文辉庇护下获得的，随着后者失势，学校对中央支持的需要遂更加急迫。可是，国民政府远在南京，又并不真把川大看成嫡系，故学校虽有不少抗争，仍不得不仰赖地方政府之鼻息，“国立化”只成为川大师生的一厢情愿。直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四川被确定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及四川“地方中央化”进程的展开（第三章），川大的“国立化”才被真正摆上桌面。
作为国民政府推动“国家统一”的实质性步骤，“地方中央化”标志着中央权力在地方上的扩张，而川大的国立化也首先通过教育部对学校管理的强化体现出来。1935年5月，教育部首次向川大派出视察专员。7月，教育部根据视察报告，同时向四川省教育厅和川大下达训令，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一、重庆大学（以下简称“重大”）定为省立，先设理、工两院，其原有的农学院和文学院并入川大；二、原四川省立农学院并入川大；三、原四川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大；四、重大原有学生需一律甄别呈部备案；五、省立农、工两院经费分别划拨川大、重大。[27]和成都大学一样，设立重庆大学，也是1926年四川善后会议通过的议案之一。不过，它的正式创办要到1929年了。重庆处于刘湘的势力范围之内，刘氏也因此成为重大的实际支持者，甚至还一度亲自兼任校长。重大成立后，一直未向教育部备案，为此常常遭人诟病。比如，1934年初，刘湘刚刚宣布“川政统一”不久，就有人指出，“重大乃因防区制下特殊之产物”，要求将重大并入川大，“以树统一之先声”。[28]作者所说的“统一”，主要指的是四川省的统一；而此次院系调整和重大性质的审定，则更进一步，成为“全国统一”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