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接任川大校长后，继续推进任鸿隽的基本政策。在1937年7月1日举行的就职典礼上，他提出治校三原则：第一，继续提高学生程度，使与其他国立大学同等而不含地方色彩；第二，充实设备，提高研究兴趣，使文化水准和欧美各大学同等；第三，更进一步使中国学术能与欧美各国齐头并进。[63]简言之，仍是国立化与现代化。其中，国立化又带有明确的“去地方化”意味。
不久，随着抗战爆发，东部大批高校师生内迁，为川大国立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9月，张颐在迎新大会上，欢迎从各地来的借读生时表示：“本校既属国立，合全国为一家，应无主客之分。”[64]事实上，包括新生和借读生在内（其中借读生的人数超过了新生），大批东部学生的涌入，的确迅速改变了川大生源的地域结构。截至1938年，川大在校生共1318人，其中川籍学生912人，再加上西康学生17人，占全校学生比还不到71%。在外省学生中，以江苏、安徽二省为最（分别为82人和74人），籍贯分布的范围也扩大至27个省份。[65]到了1939年4月，时任校长程天放（1899—1967）就对外宣布：“战前川大地方色彩较为浓厚，因学生大多数为川籍。战事发生后，外省学生人数达三分之一以上，现时可为一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66]教师的省籍构成也发生了一些类似变化，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主要衡量指标，比这来得重要的是，享有全国性声望的学者在教师队伍中大幅提升。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大量知名学者受聘川大。有些学生甚至一度有“四川的北京大学”之感。[67]
不过，如前所述，“国立化”既有“全国化”与“现代化”的意思，也常常被理解为“中央化”。后者又包括了两方面含义：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支持，一是中央对学校的控制。最初，后一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川大控制权的争夺。一般来说，川大师生因饱受地方军人的压迫之苦，在此竞争中，都会选择站在中央一方。但是，随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权力的日益稳固和扩张，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四川由僻远之区一下子变成京畿重地，中央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控制范围也开始扩大到知识界。这就使得川大师生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此前，在川大人的心中，中央主要被视为一个象征性（后来则是实质性）的支援力量，现在却变成一个“对手”。其间的转折畸变，颇能体现出那一时期政治与学术的复杂纠葛，以及“国立化”的一名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