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的国立化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和四川的政局，还是学校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国立化虽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情势，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国立化”三字的实际意谓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控制川大，除了可以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的考虑，而具体目标又随着时间而变化。1933年之前，以“国立大学”为表征的“国家”是军人内争的符号资本，谁得到了这一资本，即自认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同侪；1935年以后，则成为地方与中央竞争的“战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存在，主要意在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并向地方宣示“修好”的信息。1935年以后，川大的国立化则是国民政府乃至国民党势力向地方的延伸。双方策略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而有不同，总体说来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所及，又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关于知识界对国立化的态度，又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考虑。一个是“学术—政治”视角——我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学术机构或学者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主动或被迫涉足与权力机关的斗争；另一个则是学术和教育本身的视角——这里同样存在着权力关系，它是隐性的，主要与“评判”有关：通过学术界内部的评估机制和利益分配原则，它将不同的学术派别、思想、方法以及学者进行分流，或驱于边缘，或推向中心，从而塑造了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知识格局。这也是一种政治关系，为了与前者相区别，我们可以称为“学术政治”视角。
这两个层面在川大国立化运动中都有所体现。从“学术政治”视角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四川都被视为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参看第三章），这也是促使任鸿隽、张颐等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主要治校原则的动力。[86]其实，这个看法至少是片面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情形并不相同。论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蜀中学人可能真的不行；但说到更传统的文史之学，则完全是当仁不让（参看第二章、第五章）。不过，在文史学术中，蜀人也自成一格，很少为外界知晓；更重要的是，任鸿隽等所着重考虑的，正是川中学者所不大擅长的那一类学问。对于他们来说，“现代化”是将川大地位提升至全国水平的必由之路，但这也造成了学术权力的再分配：如同向楚的例子表明的，一部分传统学者因此被边缘化，而新的学术风气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参看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