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蜀中天才学者刘咸炘认为，治史重在“观风察势”，所谓“风”又分“时风”与“土风”两面。[1]一时一地，各有其独特风习；时过境迁，便不免风气更易。“风”无形象可见，但有形态可寻，由其带动所及，草上林梢，皆可想见其力道走向，感觉其寒暖燥湿。流风散播，全不为物拘囿，然而有形的格局，亦常成一种制约力量，其势之强，足以易俗移风。政治、社会、学术，莫不如此。
本章的目标是从学术机构视角观察民国时期蜀地学风之变。如前所述，近代“蜀学”的兴起，对十九世纪晚期的四川学界造成了深刻影响（参看第二章）。如果说这主要还只发生在一个地方性场景中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激急动**，也使其流风所掠之处，无不笼罩其中。而当本章大幕拉开的时候，“西学”已经稳占主流，迫使“中学”亦不得不“洗心革面”，否则即似难以与西学分庭抗礼。这其中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和施行渠道，就是新的专业性研究机构（大学和研究院）。通过资格审查、规范拟制、资源分配、人才培育等途径，这些机构型塑了特定时空下的学术面貌；而这些因素本身，又受制于一个更为广大的历史进程。
我们已经描述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学国立化运动与全国性政治格局以及地方社会之间的频密互动（参看第四章）。这里，我们把目光转向川大内部，特别聚焦于历史学科，以从更微观的角度探索国立化对蜀地学风的影响路径。简单来说，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川大史学研究的风气，自觉保持了与由新文化人主导的主流典范（paradigm）的距离。[2]不过，随着国立化的切实推进，川大史学系的人事构成与学术风格也发生了醒目变化，不但使我们再次看到学术与非学术力量的纠缠，而且提示了“地方文化”是怎样在外来因素作用下，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