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发动光复战斗，然而，经费筹措尤为紧张。不少寺僧踊跃筹葬和捐助款项，以支援革命军。在上海光复战斗中，沪南陆家洪的海潮寺住持智能，主动认助军饷十万两，以厚军需。[55]在海潮寺僧的带动下，各寺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为光复军筹措和捐助经费和粮食，十分踊跃。上海光复后，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报》表示愿助军饷，响应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接洽。沪军都督陈其美遂委派陕西革命党人马凌甫和雷展去普陀山接洽。这笔助饷，后来成为陕西革命军购买军火的一部分专款。[56]各省光复以后，百废待兴。各地寺僧积极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捐助资产。安徽某县指南庵，素称丰富，住持僧上乘“以新政还兴，需款甚巨，地方筹措为艰、不忍坐视，当即捐助田亩以济各项经费”。随后，“又捐助庵产田亩，山场竹木等项，办理地方公益，声明分为四股：（一）为各学堂经费,（二）为巡警经费,（三）为自治经费,（四）为教育会经费。”[57]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许多开明寺僧，积极筹措和捐助经费，以支援革命斗争，体现出了可贵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带来的空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影响到寺僧阶层的生存；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革命浪潮，也势必会重新唤起他们“拯世救民”的宏愿；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20世纪初以来清朝当局所推行的维新“新政”，几乎都是推行压制、排斥甚至是毁灭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一直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面对正在蓬勃开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于广大寺僧来说，要么抱残守缺、坐等待毙，与封建专制政府一同消亡；要么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赢得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同情，从而在争取民族新生的同时，亦争取佛教的新生。当时，铁岩法师等所宣扬的“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正反映出他们是自觉地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