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曾自述1928—1929年在西方旅行访问时，亲身感受到许多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都视佛学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总线索，因为佛学“在宗教上、哲学上和美术上，均有伟大的成绩”。[76]唐大圆居士在阐释东方文化之时，特别强调佛教文化与儒教文化的重要地位。[77]他说，东方文化可略分两派：一是华化儒派，二是印化佛派。若就体用谈，也可说“佛为儒之体，儒为佛之用”。[78]甚至连当时北平商人宋蕴璞先生也在与南洋各国贤士相接触深深感到“东方文化之园地最广含蕴最丰急待恳辟者，莫如佛法”。[79]因此，太虚法师将佛学看作“文化的总汇”。[80]
佛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相容、相摄和相近之处。佛化新青年显亮撰文指出：“考释迦佛法，乃三一共阐，空有圆融，亦相对，亦绝对，言为哲学亦可，为科学亦可，为宗教亦可，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亦可。”佛法博大精深，涵摄能力强，富于开放性，因而，佛教“不仅止限一科、一学、一教也”。“若把佛教只列在宗教部分内，范围未免太狭，是不知佛法者也。”[81]
太虚后来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佛教文化尤其是大乘佛教文化，对全世界各种文化具有“超脱种种流别，容铸种种特长而发扬”的特性。他在作环球旅行途经越南西贡之时应邀发表讲演，他说：“回视太虚二十余年来所食息其中之释迦牟尼佛陀的文化，从释迦牟尼本怀中所流出之大乘文化，确具有超脱种种流别，熔铸种种特长而发扬为世界人类文化之本质，尤其是大乘渐教之文化，完备有发达人生的组织群众的及科学的进化的条件。”[82]
两年后，太虚大师在起草中国佛学会的“宣言”时，又提出研究佛学在“亚南亚东各民族文化上的意义”：“近之可得此观优点劣点的去取标准，远之可调合其他两区文化，以酿造全人类的世界新文化。”[83]这实际上说明了佛教在古今中西各种文化的冲撞交汇过程中，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