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余则视今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化可也。
太虚在高扬东方文化方面与梁氏是同调的，所不同的当然是他更看重佛教文化在当代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以孔子儒学替代佛学来救济中国和世界文化。文中他多从佛法的理解上与梁氏有所区别，指出梁氏对佛法的诸多误解，如梁氏拘于三乘共法，前遗五乘共法之人天法，后遗大乘不共法之菩萨法，直指梁氏出佛入儒而又排挤佛学的不当。
还有一位慧如法师也针对梁漱溟先生所阐述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梁先生以为今日拯救中国，不宜采用西方基督教文化路向，而宜采用孔子儒家文化路向，然后再入佛家的第三种路向，因佛家的路向不注重生活态度。我不完全同意梁先生的说法，因为，“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从此而得救”。当然，“梁先生发挥孔子文化精确之至，诚为今日救世之需，然而佛化大兴，亦非如梁先生所去反致招乱，特恐负宣扬佛化之任者，不善随机，或堕偏执，或领受者不善思维，自失圆旨。然此皆非佛法之咎，乃不善宏传与不善领受思想之咎耳”。[40]很显然，慧如不满意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只在于梁氏将佛学排斥在当代文化路向之外，而只给予佛教文化一个未来式。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试想：哪有一种文化可以按照学者的意图而分不同历史阶段地发挥作用呢？如果今天排斥了佛教，无异于葬送了佛教文化的生命，等到未来，佛教只是古董或文物，还哪里有佛教文化鲜活的生命可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