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化认识佛教
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是民国以后中国知识界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以及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大量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发展前途必须做出选择和规划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近代中国与世界，各种纠纷与战乱频繁，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中外各种宗教和社会思想与文化流派纷纷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努力寻求消弭纷乱、促进人类发展的各种途径。佛教向来标榜拯世救民，以“普度众生”为己任，更何况正面临积弊重重的困境，切实需要顺应时代以求振兴。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佛教徒，自觉“预流”于近代中西古今思想文化冲撞、融合的历史大潮，从佛法的立场与观念出发，努力探索人类如何克服目前困境以走向未来的思想文化路径，并为佛法的现代复兴寻找现实的生长点。
在近代古今中西文化思想交汇、论争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徒逐渐自觉地从文化层面来思考佛法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圆瑛法师在为《中国佛教季刊》创刊的“题词”中明确指出，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智愚和善恶的分别，“其关键乃在于文化”。他说：“苟能文化振兴，教育普及，则人类之智识日开，善根增长，明因果，重道德，运慈悲，敦亲睦，自可化愚迷为觉悟，转暴恶为祥和，此乃确乎不易之理也。”他把文化看作与科学物质相对应的人文精神，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纷乱，主要是由于科学所制造的物质片面发展而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建设的造成。他说：“当此时丁末劫，人欲横流，大难临头，疮痍满目，全世界之人类备婴众苦，同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国学者深知科学不足创造和平，在此火宅无安，竞欲觅一出路，则舍提倡文化不为功。修文偃武，古有明言，为明眼人所同知共见者也。”[1]很显然，圆瑛把以文化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设，看成是拯救近世文明“衰落”的根本途径。这种观念，与近代东西方反科学万能论的人文思潮的致思趋向是完全一致的，突出了人文精神在人类新文化建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