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在近代从极度衰微逐渐走向复兴，虽然主要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影响的结果，[1]但是，也不能不说它与近代东西方文化之交流有着重要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受了东瀛日本佛教的影响。[2]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完全忽视，或者至少轻视了西方文化的东渐，特别是基督宗教文化来华传播对中国佛教近代复兴运动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即使是对中国近代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佛教，也是积极地接受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之影响。[3]
关于近代基督教来华对佛教的影响问题，已往的论者虽有所涉及，[4]但是，对于来华基督教到底如何积极地影响了中国佛教的近代化发展，尤其是中国佛教徒如何自觉地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主要影响了中国佛教近代化的哪些方面等问题，并没有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这里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近代中国佛教知识分子如何自觉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从而推动适应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要求的佛教近代革新运动。
（一）晚清中国佛教的基督教观
中国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始于唐朝的景教来华传播时期。由于当时佛教正处在鼎盛时期，而景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弱势宗教文化，虽然景教僧景净曾应邀参与了佛经的翻译，但他混淆景佛二教的做法很快为佛僧所反对，[5]实际上并没有对佛教产生什么影响。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也没有对中国佛教产生多大实质性的影响。而明清时期以耶稣会士为代表向中国传播的天主教，由于利玛窦们极力排斥佛教，从而也遭到来自中国佛教的反击，因而中国佛教徒很难接受当时来华的天主教之影响。[6]
19世纪以后，以奋兴中的基督教新教，借助强大的西方列强扩张势力作为后盾，向正趋于衰退的中国大肆传播基督福音。虽然遭遇了带有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一系列教案的冲击[7]，但是，作为一种强势的宗教文化，基督教对已经极度衰危、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虽然不能等同于基督教，但是，它在人们心目中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及其实际发生的对佛教的巨大破坏力，加深了佛教在晚清的衰败。可以说，在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前，对于中国佛教徒和来华的基督教徒来说，佛教与基督宗教是根本对立的，他们相互极力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