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它由于特别注重西方化的教学方式和西学传播，培养了顾维钧、颜惠庆、周诒春、施肇基、宋子文、刁作谦等一大批著名外交人才，因而有“外交人才的养成所”之称。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大学长期拒绝在中国政府立案，始终保持西方化的教育体制，是近代中国西化色彩最浓的一所高等学府。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把圣约翰大学当作近代教育文化西化的典型，对圣约翰大学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西化方面。尤其是像最近出版的由陶飞亚和吴梓明合著的专门研究近代教会大学之国学的《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一书，仅用数百字的篇幅简略地介绍了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1]但是，这是否就可以说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中无足轻重呢？事实上，国学教育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较之燕京、金陵、岭南等大学要逊色得多，但是也并非可有可无。国学教育是近代教会大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在近代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最西化的”圣约翰大学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化的道路。本书正是试图通过梳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历程，来说明圣约翰大学从其创办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停办，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中国化道路，由此从一个侧面展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追寻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一）在欧化中确立国学地位
1877年，基督教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文章，指出传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不能只是一味地直接传播福音，而要重视教育的间接传教功能，即要建立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通过教育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到中国，从而消灭中国传统“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因此，教会应当积极参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运动，着力培养接受西方科学和艺术的中国人才，从而“有效地根绝异端迷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