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有一批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弘法人才。因此，无论是清末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杨仁山居士，还是清末僧伽界最早觉悟到佛教必须面向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谋求振兴僧制的八指头陀释寄禅，乃至民国以后一心推动佛教革新运动的释太虚等人，都非常重视新型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和新型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杨仁山居士在清末最早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祇洹精舍，释寄禅于清末在释太虚和释圆瑛的协助下积极推动僧教育会的建立和各地僧学校的开办。到了民国初期，月霞法师在上海等地开办华严大学，谛闲法师在宁波开办观宗学社，积极推动佛教弘法人才的培养。最突出的，当然要数1922年几乎同时分别由太虚法师在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和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随后，以武昌佛学院的毕业生为主力，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数十所佛学教育机关，带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普遍建立，为20世纪中国佛教革新运动和佛教文化的复兴，培养了大量的合格僧俗人才。1937年太虚法师在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状况时，颇为欣慰地说：
祇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民三，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转辗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枝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