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以基督教和科学、民主思潮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和文化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大肆向中国传播，激起了继汉唐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竞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外文化竞争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发展新机遇。[1]佛教界正是在这场中外文化竞争中发动了一场持久的佛教革新运动，从而使佛教文化得以振兴并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儒家文化也在这一文化碰撞中实现了从晚清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到民初的建立孔教运动，最后发展为以现代新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以陈樱宁、张元旭等为代表，近代中国道教界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道教文化振兴活动，努力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中国道教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振兴之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相比较而言，道教由于与民间迷信活动关系较为紧密，加之明清以后道教常常成为民间秘密结社和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的渊薮，道教逐渐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所疏远和排斥，实际上成为广大下层民众赖以依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这就使得道教在近代面对来自强势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文化的冲击下难以产生一种强烈的群体历史自觉来积极地应对各种生存挑战。因而道教的近代振兴较之佛教和儒教要艰难和曲折得多。
过去，国内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道教的研究很少关注道教如何应对来自外来宗教和文化，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的挑战[2]，而研究中国近
2005年版）的两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一是他与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知府的姓王的道教徒之间的交往。书中说到，王知府在太原做候补的时候，经常到李提摩太的住处来拜访，谈及他将在知府任上实行的改革方案，其中就有办学校，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他还以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在道教史上被崇奉了两千多年的雨神降雨的原因。他们之间谈论宗教问题，彼此很坦诚地交换对东西方不同宗教的看法。见该书第42—143页。另一个事例是，1913年他到山东省青岛崂山的泰（太）清宫拜访道长：“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一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该书第344页。代基督教史的学者多关注基督教与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关系，唯独对基督教与道教（文化）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事实上，如果不研究近代道教与来华基督教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揭示道教探索近代振兴之路的重要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