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扶雅在1935年九一八纪念日之际奋力撰写了《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一书，旗帜鲜明地强调基督教有拯救中国危亡的重大使命，所有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应当觉醒起来，认识到只有积极参与中国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耶稣的天国理想。他批评那些只知道传教或传播福音的保守派，指出决定基督教使命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和信仰观。基督教的上帝观，即“上帝是生命底根源，人类的天父，博爱（善）、正义（真）、自由与和谐（美）底支持者”。基督教的信仰观便是，“这样一个上帝必然存在”，以及“上帝的国（即合乎神旨的社会、一个圆满理想的社会）底必然实现”。只要基于这两点，我们就能够根据福音书中的话来真正了解耶稣救世的使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说道：“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换言之，耶稣的使命，是在拯人于死亡，援人于陷溺，出人于水火，解救人于束缚、压迫、痛苦，而厝之于衽席，饷之以神量，使得健康发育，自由舒展，而共跻于圆满幸福之疆。所谓人类的生命者在此。这就是耶稣所秉的伟大使命。”[52]而这个耶稣的使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基督教徒来说，那就是要拯救中国于危难当中。这就必须积极促成中国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劳苦大众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同时摆脱国内“封建军阀之刮和敲，地主豪绅之欺诈和盘剥”。“如果基督教真是宗奉耶稣，依照他所奉的使命：‘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么，对于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岂忍袖手坐视，默无一言！”而对于那些安富尊荣的人，基督教会居然不敢提一句抗议，这显然是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基督教“对于现行的经济制度，必须毫无顾忌地把它根本摧毁，而新建一平等公道的经济制度来、正义和自由兼备的社会秩序来。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代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和均平，老弱有养、壮年有业的仁义，生产计划、生产组织的整全、合作和合理化”。这便是基督所教导的在地上的天国。很显然，谢扶雅所追求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所宣扬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但是，他坚决要求将这种基督教的社会革命理想区别于共产主义，认为基督教挽救中国危局的社会革命，“不必像马克思们那样的树起共产主义之大旗，建起唯物史观之哲学的基础，哄起阶级斗争的仇视意识。它尽可以大声疾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它尽可以宣告民众：‘你们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安息！’它尽可以说句公道话：这个产，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是属于天国的，不是私产，也不是公产，乃是神产——这本来初代基督教会曾经实行过来的，基督教毋需挑拨阶级恶感”。“基督教并不拥护任何阶级，或恨恶任何阶级，但它很显明地要推进天国，要扑灭地狱。基督教并不恨什么‘人’，无意要杀什么‘人’，但它毫无瞻徇地憎恶‘恶’，反对‘恶’，甚至不惜以‘血’和‘死’来和‘恶’斗争。基督教因为对‘爱的上帝’看得愈清，所以对魔的罪恶恨得愈切；因为对平民劳苦愈抱深厚的同情，所以对为富不仁愈具激烈的义愤。这是基督教本身的信仰使然，道德精神使然，正不必因其倾似共产主义而有所避忌。”他非常明确地要求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共产主义自共产主义，基督教自基督教，鱼目毕竟不是珍珠，何用疑惧？社会革命决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品，正因基督教会没有继耶稣而起，正正堂堂地揭出社会革命底真旗帜，以致反被人误用为似是而非的社会革命”。[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