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在北京宣扬以成为“君子”为核心概念的“圣人之学”，但是其所谈论的范围不出于对一个人“内心”的修养工夫。这样的说法，或许对个人有“变化气质”的功效，但能否因应当时国家社会的问题呢？虽然，就阳明自己与其门人来说，在“一心运时务”的理论下，只要能够常存“无私欲之心”，自然可以经纶天下。但显然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北京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将阳明思想视为一个人式的修养理论罢了。而到了南京，阳明的这套思想受到其过去友朋的质难，也因此对其思想产生无形的推动力，促使阳明深化他思想的广度与高度。然阳明究竟在遭遇什么样的质难后，而能扩展其“圣人之学”呢？这个思想深化的历程必须从其在南京时期的遭遇来说明。
（一）南京时期的“门户之争”
由于朝政日非，无形的政治打压又接踵而至，阳明心中极欲致仕回乡，但由于家人的反对，不能如愿。正德七年十二月（1512），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任官地点在距离南京一百四十里的滁州，掌管马政；再于隔年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掌管宾客仪节等事。事实上，这种明升暗贬的情况，对于阳明来说，可谓五味杂陈，因为一方面可以远离北京政治上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对国家有实质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怀抱着“学术”的热忱，宣扬他所体悟到的“圣人之学”。
阳明在北京时，虽然汲汲于宣扬他所领悟到的“圣人之学”，但回响并不明显。到了南京之后，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北京而言，南京由于远离政治的中心，政治的影响力不如北京那么大，故士大夫官员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谈文论道。他们一般活动大都群聚在一块，组织会社，诗文酬唱，如“瀛洲雅会”之设，黄佐（字才伯，号泰泉，1490—1566）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