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政治文化在正德一朝变化相当大，其中“诛八虎”计划的失败是一转捩点，从此之后，宦官刘瑾等掌握国家大政，其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在在都使得国家的秩序濒临崩解状态。此时的士大夫们敢勇于挑战宦官权势的，不能说没有，但以当时内阁大学士等人的做法，又何尝不让中下阶层的官员们为之气馁。刘瑾倒台之后，官员们上疏直谏的文字中，振作“士气”成为普遍的共识，但由于政治权力依然掌握于宦官之手，“士气”依然萎靡，朝政仍不见起色，国家情势依然危急。此时的阳明在历经龙场的放逐生活后，怀着经世之志回到北京，原想于“后刘瑾的时代”中，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其“政治受难者”的光环，却使其遭受无形的政治打压。一连串有关其父亲贿赂等情事的“曝光”，不但引起众人的指指点点，当然也影响到阳明的心情，在那表面上强调“政治清白”的政治情势下，真正“政治清白”的人，却遭到“不白之冤”，充分显示当时的道德价值的沦丧与倒置。
处在如此不堪的朝局之中，阳明怀着悲愤的心情，思考着当时的情势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做出言行不一的作为？为什么政治与学术地位高的人，没有办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坚持善恶、是非、义利等传统的价值？为什么当有人起而对抗这种歪曲正义是非的行为时，却遭到无情的对待，无人再挺身而出来声援呢？士大夫的“气节”哪里去了？“君子”何在？往后国家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是否即将到来呢？这一切问题的症结点又为何呢？现在又该如何才能挽救国家社会于危急之时呢？阳明秉持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要让“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起点就从每个人的“心”中做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而这就是为何阳明要汲汲于提倡“心学”的原因。阳明首先重新思索学术发展的问题，认为当今学界错认学术的发展路径，忽略了孔门真正之传是在颜子一脉，而非强调博学广识的学术传统，所以阳明通过对“圣人之学”的重新衡定，并于《大学》一书中，寻求到其理论的根据。所谓“格物”，是去格心中之物，也就是将“心”中不正的部分去除掉，即能将“人心”变回“道心”。唯有如此，才能靠着这无私欲的“心”分辨善恶是非。其次，通过与朋友的交往，极力宣扬此学，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到此学“变化气质”的功效，成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