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旨在重建阳明军功建立与其思想转折间的关联，来说明其“良知说”的形成经过。阳明曾说过“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1]，可见是其“圣人之学”的关键。但是阳明为什么要改变他之前所认定的“圣人之学”内容，转而以“良知”说为主呢？要明了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则必须从其军功建立的过程中，来寻绎线索。而要清楚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对阳明军功建立过程的了解，尤其是在带兵过程中的体悟；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在建立军功后，阳明在现实环境中的遭遇对其思想的冲击和改变。
阳明在正德时期的军功主要有二：一是平南赣群盗，二是平宸濠之乱。两次军功的建立，对于阳明的思想发展而言，意义是大不相同的。首先，从两次战事的比较，可以大致了解阳明所面对的情况。以表列方式来说明：
从此简表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两次战事对阳明而言，最大的差异点在于一个是有计划与步骤的战争，另一个则是反应时间相当短的战争。也因为这个不同，使得阳明在处理相关军务以及判断攻守时机等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不仅对阳明的生理方面造成莫大的负担[2]，更重要的是心理的负担，主要是在行赏罚之时，可能要杀人的。当然，两次战事后的叙功过程及结果之南辕北辙，对阳明而言也是一大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后者牵涉权力的斗争。就因为战事前后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都考验着阳明是否真如其“一心运时务”思想理论所强调的，能够靠着“一心”，通过“格物”的工夫，来因应人事酬变。
从事后的历史事实来看，显然之前阳明还未能真正彻底地实践其思想理论，因为他将“圣人之学”工夫论的重心，从过去强调“格心中之物”，去“其心之不正”的“诚意”之说，转变为强调以每个人自有天赋之“良知”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依循此准则，来因应人事的变化。也就是说，其工夫论内容，从强调“诚意”转而为“致良知”。究竟阳明在此军旅生涯中，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促使他转而以“良知说”为工夫论的重心呢？此外，除了思想方面的转变，在人生态度方面，阳明也从一开始怀抱经世的态度转而寄情于学术教育，例如讲会的成立就在此时开始，后来回到家乡之后，更致力于书院讲会的活动。究竟阳明在立下大功之后，不但没有在政治路上更上一层楼，反而归乡心切，其个中原因又何在？而阳明这个人生态度的转变，究竟有无背离他自龙场后所秉持的“一心运时务”思想理论呢？如果已经背离的话，难道说阳明认为“时务”已经得到解决了吗？抑或是阳明认为仅靠着“一心”，仍然无法运时务呢？这个思想理论的背离与否，关乎该如何理解阳明归越以后的经历，当然也牵涉往后其提出“四句教”“拔本塞源论”以及“大学问”的问题。所以，如果无法准确地说明阳明在南赣时期事功建立对其思想的影响，亦不能对其归越之后的作为有一清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