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一生的重要阶段大致落在孝宗弘治与武宗正德时期，而这两个阶段，分别带给他不同的影响。弘治时期可以算是阳明思想的孕育阶段，接收父执辈那种道德与事功并重的学风与人生观，使其性格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但是，随着弘治末年学风的转变，阳明所怀有的经世精神，并不为当时的学术界所重视，而是以诗文相高的。这样的转变，一度困扰着阳明，使其失去人生的目标，而迷失于佛教与道家的思想。直到觉悟于“孝”之理无法断绝，而再回到其过去经世的理想，意欲通过讲“身心之学”，来改变当时记诵辞章之学的流弊。
正德元年“诛八虎”事件的失败，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他上疏被贬谪至龙场，亦是其思想转折的契机。在龙场时期，阳明通过对如何成为“君子”的思考，一步一步地去反省“圣人之学”内容，终至提出其以“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他体悟到要能治国平天下，必须靠自己的“心”，因为天下之所以乱，起因是每个人的私心作祟，故必须改造“人心”，而起点就从自己开始。所以，“去除私欲”就成为阳明思想理论中的关键因素，只要能去除私欲，就与圣人一般，即能出而治国平天下。因此，阳明重新理解《大学》，提出其不同于朱子的“格物诚意说”，格心上之物，以达意诚知致，而非朱子格物穷理以致知的工夫路径。
回到北京的阳明，因为处于“后刘瑾的时代”，其过去“政治受难者”的身份，不仅未能替他争取更好的处境，反而因为政治权力仍在宦官之手，而身陷尴尬的处境之中。阳明深深地体悟到，刘瑾一人的被杀，并不足以撼动整个国家局势的结构，而宦官之所以能安居其位，最重要的原因仍在士大夫们没有自觉他们自身也是此道德沦丧的帮凶。要改变这样的情势，就必须改变士大夫们的想法，重新发掘去认识古圣先贤道理的价值，唤醒时人重新正视现今国家社会的问题。因此，阳明大力宣扬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但由于其内容专注于对内心的克治存养，无疑地带有“心学”的色彩，在当时“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被划归为陆学。即使阳明如何诉说他的思想脉络，也难以动摇时人对其思想的既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