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旨在说明阳明回到北京任官后，如何开展“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并且进而在南京时提出“圣人之学即是心学”的转变过程。这包括几个面向的讨论：一是阳明如何向世人说明他“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而这个思想理论的学术脉络为何？阳明是如何宣扬此理论的？宣扬的过程中，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二是阳明为何要在南京时提出“圣人之学即是心学”的说法？其提出的动机何在？而此说法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阳明又是如何去说服当时学术界接受此说法的？
全盘思考此“圣人之学即是心学”说法的出现，必须扣紧此说法的现实因素。而观察此现实因素，可从两方面切入：一是政治社会环境方面。一个学说的出现，不但反映出提出学说之人当时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也显示出此学说是否具有解决当时种种问题之可能性。因此，必须通过当时的现实状况，才能理解此说法的意义。而阳明之所以从“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转变到“圣人之学即是心学”，就意味着现实环境的转变，使其不得不提出相应的说法。二是学术界的反应。对于国家社会现实状况的看法，不管是前人或是时人，都会提出一套论述，并不仅仅于阳明一人独有而已。所以，在众多的论述之中，如何让当时的学术界，接受其说法是可行的，是阳明最重要的问题。其中的关键点有二：一是能否提出一套具有学术源流意识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说，不管是“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还是“圣人之学即是心学”，都必须与古圣先贤的说法若合符节。这不仅仅在思想材料上必须援引孔孟以来的经典，在思想体系上亦必须面对当时的学术主流。也就是说，如何论证程朱思想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而其说法可以的原因。二是其说法的可行性如何展现？用传统语汇来说，是否具有“变化气质”的功效或是“儒者之效”呢？而这个效用，不但必须满足个人的需要，也必须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否则此效用就是有局限性的，也就不是儒家所谓可以“参赞天地化育”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