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王华与阳明的会社性质，可以发现在王华那个时期的会社活动内容，一方面逐渐脱离程朱思想的牢笼，从对传统经典的探讨，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出现。这些意见也间接地影响到阳明，使其在反省传统学术思想时，能够比当时一般的士人更没有思想的羁绊，而独立地思考儒家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另一方面，由于会社内容不仅仅于讨论学术议题，对于所谓一个人“德业”的关注，也是当时相当重要的议题。而这种要求“道德”的声音，在往后阳明所参与的会社活动中，却几乎未见类似的内容。这显示出阳明所处的学术风气，大体上走向诗文辞章之学，而对于儒家传统所极力表彰的君子“德性”，却流于口耳之学。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当士大夫们遇到利益攸关之时，自然也就不可能对“道德价值”有所坚持了。从正德元年“诛八虎”事件中，乃至于往后朝局的发展，都无不验证这样的社会现象：没有“道德”观念，也就没有是非的存在。因此，离京师千里之远龙场的阳明，站在一个“小人得志”与“君子道消”的环境之外，思索该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是“君子”，而非“小人”？
阳明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私欲”上，是大大夫官员们因为无法克除私欲，才导致“丁卯之祸”。而阳明认为当时学界所认知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事实上只能喝止私欲的蔓延，并无法根本地祛除私欲；而宋儒静坐的方法也只能达到一时的洒脱境界，仍会有私欲再度丛生的问题。最后，经由“舜”这个圣人的所作所为的启发，促使阳明体认到圣人与人都具有“明德”，只不过差别在于圣人时时去其私欲而能自明其明德，但一般人则无法时时祛除私欲，导致“明德”被遮蔽。而一个被遮蔽明德的人就是小人，所以，要成为君子的关键就在于祛除私欲。而阳明从朱子的思想出发，通过对其读书法中“格物致知”概念的重新理解，体认到所谓“心即理”的说法。他认为只要能够保持那“不为物欲侵扰的心”，即能以此“心”，来应接事物，所以功夫应该在如何去除私欲的方面做。而从事后他对“格物致知”的说法，可以知道“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所以，所谓“自明明德”是与“去其心之不正”同时发生的，一旦能去其心之不正，即能自明明德，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的功夫。阳明认为通过这个功夫论，即能成为“君子”，也就可以经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