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在龙场时期，其所思所想自然围绕着“丁卯之祸”的前因后果，尤其是针对当时官员们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深入剖析。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尤其与阳明亲近之人），冲击着阳明的内心，促使他重新思考，究竟是过去遵循的道德观念不合时宜呢，还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道德价值无法彰显出来？如果是道德观念不合时宜，那么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才是合时宜的？假如道德观念并未有任何不合时宜，又为何这个社会无法彰显道德的价值呢？此外，身为当时国家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甚至是放弃了平常口说笔论的道德观念，而汨没于私欲之中，与宦官同流合污呢？其原因何在呢？这一切的问题都促使阳明对于他所信仰的价值观念体系，重新做一次检查，来寻求问题的根源，并进而提出他的看法。而这思考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恢复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
（一）对李东阳作为的反思
由于在“诛八虎”事件中，是以铲除宦官为目的，因此不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即便是默不作声，皆标志着官员们自身对此事件的立场。不同的立场，也无形中形成一个分隔点，区分了这些平常相与谈学论道、诗文酬唱、互动频繁的士人圈子，形成一个“君子与小人”、“是与非”、“正义与邪恶”阵营之两方。就以大学士李东阳为例，由于其与刘瑾等交通的作为，不但引起士人间的纷纷议论，尤其对其门生故吏而言，其内心所受的煎熬，更是不言而喻。但是，终究有门生对老师下达最后通牒，罗玘（字景鸣，称圭峰，1447—1519）在写给其师的信中说道：
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欤？彼朝夕献谄以为当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诟，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