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两者是统一的，中国古人就以“宇宙”合称，这也为现代物理学所证实。时间既有建立在自然的韵律和节奏基础上的自然时间，也有建立在人类的活动和经验基础上的社会时间，两者共存于人们的生活当中，并不存在唯一的时间；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相互之间的碰撞交融，建构出丰富的时间体验，同时又再次合成各个社会文化中的基本要素。[1]
时间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其确实存在却又难以捉摸，或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而难以言说，或需借助有形的事物折射出来才能窥见一斑。要将时间实体化需要能够计量时间的物体。在传统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天文和历法研究，通过发明日晷、漏刻等工具并对其不断进行改善，从而获得更准确和可量度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城市民众能通过钟、鼓楼和更夫等报时的方式得知准确的时辰，并结合生活借助一些参照物推断大概的时间，乡村则更多地依靠后者。于是就有了诸如“日上三竿”、“一炷香的工夫”、“掌灯时分”等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时间刻度。
西方世界也经历了利用日晷、漏壶等工具量度时间的阶段，宗教祈祷的需要催生了能够精确且等分时间的钟表。当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钟点时间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准则，钟表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统一标尺，因此可以说，“时钟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扩展公众生活舞台的历史”。[2]西方的时间随着计时的完善化与钟表的精密化，不断提高和充实了公共化的时间，这种公共化的时间具有世界性质，即“世界时间”。[3]在近代世界西方霸权的强势主宰下，具有现代性的世界时间被推广至世界各地。
时间知识具有与权力相系的性质，无论哪个时代的政治实体都将其作为一种建构及推行自己权威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的时空节点上，时间是中西对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面相。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观念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使北京城市中出现了多元时间并存的局面。民众沿袭自传统的卫生时间与近代卫生知识发生了碰撞，传统的观念和行为受到批判、破坏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卫生时间经过调整逐步与近代卫生知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