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刚一进入20世纪，就有人大声疾呼：“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将何以自处也！”[132]这是维新派在构建国民与国家观念的舆论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新世纪的关怀，反映了世界时间对于中国立足于世界的重要意义。近代的中国努力吸收代表着进步的西方知识，力图弥补落下的发展时间，追赶世界的脚步，这在近代北京普及卫生知识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近代卫生知识与世界时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其以世界时间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力图约束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的生活，促进了社会活动时间的统一化，而这是世界时间普及过程中的必然，正符合行政权力对社会控制的需要。在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域，“划一时间”在逐步开展，尤其在30年代以后，政府机关实行统一的办公时间[133]，各民众教育馆规定一致的开放和休息时间[134]，各市立学校的活动时间也逐渐趋同。当世界时间成为明确的规范，“时间开始被纳入以计算的方式运用管理权威的过程中”[135]，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控制更为精确和严密，民众的生活在世界时间的支配下日趋制式化，被纳入符合科学要求的现代轨道中。
世界时间在为卫生活动提供运行框架的同时，也受益于卫生知识的传播，社会时间和生理时间在未被明显更动的情况下被钟点符号所标示，世界时间的物质和观念形态渐进地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时间是卫生知识的基本要素和先决条件，卫生知识的传播又推动了世界时间的普及，卫生知识与世界时间在共同的推广过程中互相借重，形成了西方知识体系引介的良性循环。
民间力量在卫生知识与世界时间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首倡之功，并积极进行破旧立新的工作。相比之下，政府不仅在卫生行政和世界时间的制度建设上相对滞后，在社会推广上也稍显迟钝，但在民间力量奠定的基础之上，政府以国家正统和国民代表的身份很快取得主导地位，并加速推进了卫生知识和世界时间的普及。世界时间不仅在制度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且在社会生活中也逐渐居于主导，近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日益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