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卫生观念曾是宗教和巫术的混合体。例如禁食猪肉源于对猪肉是污秽的认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人们开始采用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向自然寻找疾病原因，由此将近代卫生的理念建立在卫生学的基础之上。卫生学是近代才产生的科学，其社会根源是工业革命对人和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机器大生产对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其学理基础在于18、19世纪西方的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不断进步和成熟。根据近代知识分子的梳理，最早的卫生学著作是1752年普零格氏（Pringle）著的卫生学，其引申司丹汉氏（Sydenham）的流行病学说，讲述在医院及兵营中管理肠胃病之方法。[1]在此之后，1858年德国卫生学创始人之一的拍腾科斐氏（Pettenkofer）发表的Hygiene一书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卫生学著作，日人译作卫生学。[2]
近代的卫生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系统科学，具有科学性，同时作为维护公众群体健康的科学，具有社会性，因此“卫生学的现代，应为实验卫生学与社会卫生学的总称”[3]，在英美国家通常用Public Healthy（公共卫生）来表达卫生学。在一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也应当以公共卫生学代替卫生学，如陈方之就主张将Hygiene重新界定为公共卫生，以明确这个新事业，并清楚地区分其与当时流行的各种个体卫生的重大差异。
近代的西方国家将开展公共卫生作为国家的基本责任，这源于社会契约论的影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政治产物，对外要求国家富强，对内要求天赋健康权，劳动力的健康是保持国家工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卫生运动，英国是这场运动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