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的范围和目的
1900年，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谈到日本“设卫生洁净诸局，以卫民生”[15]，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卫生含义较早也较准确的理解。较早认识到卫生含义的转变并主动传播者还有丁福保。在其编纂的《卫生学问答》中提出，“讲求保养身体之法，称卫生学”[16]。但通过1909年赴日考察，翻译日本医学书籍，他在随后写《丁氏医学丛书》总序时，就已改进为：“研究增进人类之健全，以永保其生活现象者，曰卫生学。”在《实验卫生学讲本》序中他又写道：“谋保持人体健全法及增进人体抵抗力，以战退外来之侵袭，保全天赋之生命。小之则为个人之卫生，大之则为公众之卫生。甚矣夫，卫生学之浩博也。”[17]
在作为舆论阵地的报刊上，也较早地开始关注和介绍卫生。1902年夏季京津暴发瘟疫时，大公报进行了跟踪报道，同时刊载卫生的相关知识，在“附件”栏连续发表介绍卫生学的文章，如7月12日的《讲卫生学当知》、14日的《再讲卫生学》和19日的《续讲卫生学》。[18]又如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有文章中指出：“卫生之事，为人类之至要，今文明各国，卫生之事日益发达。”[19]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和使用“卫生”一词的同时，还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对其概念进行了阐发，使卫生成为强化个人与国家联系的纽带，其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卫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知识，而是具有了多重的隐喻[20]，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与国家与民族发展紧密联系。
时人认为，卫生的范围极广，“凡人类所居之处，必有卫生问题发生”[21]。清末时陈垣以举例的方式进行说明：“卫生之大别，有个人卫生及公众卫生。卫生之学统，有学校卫生、工业卫生、监狱卫生、军阵卫生；此外又有热带地卫生、警察卫生、船舶卫生、铁道卫生，乃至小儿卫生、妇人卫生、齿之卫生、眼之卫生说等，亦繁赜极矣。”[22]到30年代时卫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已包括卫生教育、清洁、食物检查、药品管理及检查、传染病管理、孕产妇及婴儿卫生、儿童卫生、卫生试验所、公共卫生看护、学校卫生、工厂卫生、统计、看护之家庭访问、医事机关、考核所属医院。[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