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卫生已非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而是在翻译西方hygiene后具备了新意义，其含义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包含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覆盖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紧密相连的具有宽泛外延的知识。
卫生能够保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并通过群体的健康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这对于存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近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怀着富强国家和振兴民族的理想，一方面看到西方国家不遗余力推动卫生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抱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在基于卫生对民众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下，本应代表“社会”一方的知识分子却将卫生施行的主动权交给了政府，并大声呼吁、迫切希望以统一和强制的行政权力，对未有卫生自觉的民众进行监督和约束。由此可见，卫生论述是近代民族国家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肯定国家以卫生为由对民众进行强制干预的正当性，这对行政权力确立合法性和增强统治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的卫生将个人的身体状况关联至社会群体的健康和国家民族的强弱，强调个人对于公共事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须知二十世纪为理性的时代，波流所届，无论何人，果欲于空间上，保持其原有地位；于时间上，维持其固有价值；必对于公共事业，有所致力，有所贡献。苟不尔者，于时代则谓之为落伍；于社会则谓之为蠡贼；决不容有幸存之理。”[76]卫生的公共性质，以及知识分子对其“社会化”的论述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共性的形成和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但由于其“国家化”得到了更多强调，这也使得卫生的普及过程中行政权力扩张的态势更为彰显。
[1] 赖斗岩：《公共卫生概要》，1～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