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与家庭暴力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化群体，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人对理想家庭的想象，还停留在四世同堂的家庭模式中，这种家庭模式即扩展家庭，也即指一个家庭中包括三代及三代以上的成员，祖父母，兄弟及其妻子，孙子及孙媳妇，曾孙子同居于一室。传统上扩展家庭是受到推崇的，它体现了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人们以出生在一个扩展家庭中为荣，家庭中的成员依靠彼此之间紧密和持续的关系，相互扶植，共同促进家庭的繁荣。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家庭的规模都比较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维护家庭完整的义务。然而近代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挑战，随着西方思想的引入和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传统家庭存在的基础受到冲击，北平的家庭人口呈下降趋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成为近代城市主要的家庭形式。1935年12月北平市户口统计显示，北平共有303769户，平均每户人口约为5.16人。[2]
人们普遍认为家庭在诞生后，由于男女劳动分工的不同，家庭内部存在着建立在性别基础之上的劳动分工。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男子是家庭的主体，负责家庭的开支，女子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民国时期，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冲击。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在外工作挣钱，女性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并承接一定的针线活来补贴家用，但是这只是一种兼职，男性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女性不再囿于家庭，女性的生活空间得到扩展。首都的南迁，对北平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挤压了原本的男性就业市场，加之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就业人口的涌入，男性不得不面对更加严峻的就业环境，因此，更多的女性不再只是靠女红来补贴家用，而是走上街头，另谋生计。有的家庭在男性无力就业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女性的收入。当然，民国时期主要负责家庭开支的仍然是男性，女性只有在男性无法养家或没有男性的情况下，才会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如郭德海因事被辞，家中无法生活，妻子郭双氏即在东城兴隆居充当女招待[3]。并且女性在就业上并不比男性具有优势，社会上能够提供给女性的职业也是很少的，女性走出家庭，开始承担家庭的重负，虽是女性不得已的选择，但毕竟是女性社会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