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规划建设史上，朱启钤和袁良主政北京时期分别开展的一系列近现代化城市和建设活动对改进市政、促进北京向近现代化和工业化迈进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北京自主的、已经步入正轨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活动，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北京而被暴力中止。
日本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对华作战策略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华北地区是其能否长期巩固占领区稳定局面、对其他战场进行经济军事支援的重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出于侵略和殖民目的，组织编制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并进行了部分实施，对当时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可以说，这次日本人主持制订的北京规划是侵略者妄图长期占领和统治北京的铁证。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是北京出现的首次近现代化意义的城市总体规划。日本本土产生的城市规划法规以及“市区改正”等理念和技法是对欧美当时先进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全面移植，这种移植通过在北京的规划活动进行了部分的复制。
日伪政府在进行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还颁布了相应的都市管理法规和标准，如在1940年7月后陆续颁行包括《城市改良地区征费条例》《保存名胜古迹古物暂行条例》《华北新市区建设暂行条例》《华北新市区建设事业特别会计规则》《北京特别市新市区租用土地暂行规则》等在内的法规，为保证充满日本占领者利益的规划的实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1] 本文选自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2]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见《兴亚院兴技调查资料》第五号，1941（作者复制全文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