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期作为帝制统治核心的京城所在地，常出于权力分配或妥协的政治考量，而孕育出某些特权阶级；其既依附政权之起而兴，也随政权之落而衰。清代的旗人在民国之后的迅速没落，即见证政权/政治对特权阶级经济与消费生活的深远影响。[192]北京旗人到故都时期，更多沦为贫户或无业游民，做着如人力车夫这类出卖劳力、提供服务的苦工。[193]相对地，另一群身份特别的北京住民——外国人——则属近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产物，在20世纪之后逐渐成为北京城中另一群特殊阶级。北京的外国人与旗人，同属特定时空下的政治副产品，不过二者一洋一中，一新一旧，且在民国时期一起一落，适成鲜明对比。虽然民国时期的北京数千名外侨人数，与前清众多旗人数量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这群生活习惯与消费形态有别于华人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士，确实刺激北京城市消费产生新风貌，且在迁都后，仍继续扮演“量少质精”的重要消费者与新式娱乐消费的催生者角色。
（一）从东交民巷说起
近代北京虽然不像上海、天津与广州等开埠都市，在清末因战败而被迫划定租界供外人居住，却存在特殊的使馆区，即赫赫有名的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最初在元代称为江米巷，为介于正阳门以东、崇文门以西，南到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城墙根，北边达东长安街。到明代，这儿成了各国朝贡外人、国内少数民族、各地商人与学生聚集之处，其名也衍变成“东交民巷”，意指各民族交流之处。[194]经过明清两代，东交民巷逐渐成为中外人士杂居，国家衙署（包括工部、翰林院、詹事府等）、皇室宫府（如肃王府、镇国公府）、大臣住宅（如大学士徐桐住处）与外国使馆共处的特殊地区。[195]大致而言，19世纪60年代之前，东交民巷尚属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处所。但在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借修订条约之名义进攻北京后，英法强据东交民巷中原属皇族的王府，其后，美、日、比、德与俄国，也分别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东交民巷的外国势力不断扩张，各国使馆区皆设有数十名武装卫兵。[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