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民国政府受到西方市政管理经验的鼓舞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而它的建立也启动了一场有力地改善城市物质环境的运动。市政公所的建立和掌权反映出了塑造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更强大的力量。在政治方面，如芮玛丽和罗威廉已指出的，太平天国后的重建引发的分权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步伐，然而软弱的政府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却被士绅集团以公共事业的名义而填充。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试图通过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来重新集权。作为中央政府的臂膀，市政机构有效地控制了以往被士绅和商人垄断的地方事务，从而逆转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由非官僚功能替代势力渐弱的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市政事务的趋势。
在社会层面，市政公所吸纳了很多进步改革者，包括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科技官僚和新式军官的愿望。在中国和西方近代学校接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更多关心的是给人们创造很好的生活福利设施的新都市，而不是保留传统规划秩序。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似乎更易接受新想法，了解更多的西方技术和城市规划，并且更多地接触他们所管辖的人民。创建公共公园成为市政公所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1914年，城市官员发起了这项公共运动。随后的几年中，市政公所的正式出版物《市政通告》成为为建立公众空间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论坛。这份两周一期的刊物发表文章，对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其他外国城市的公园进行系统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市政通告》还发表社论，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北京城建设公园的意识和渴望。其中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讲道：
所以各国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为休息的定期。每一城市，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我们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