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不但改变了传统社区内的生活节奏，也使得以生死控制为职业的“吉祥姥姥”和“阴阳生”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传统社区中，接生婆是能够为新生儿带来吉祥的受欢迎人物，阴阳生也是保证死者入土为安的关键角色，可是在现代卫生观念的衡量下，接生婆被定位为肮脏丑陋的不洁形象，阴阳生则是迷信的象征，均被列入了取缔之列。“产婆”“阴阳生”的形象日益频繁地进入了卫生局、社会局的档案卷宗之中，他们成为各种法律与卫生行政文牍交叉包围和监控取缔的对象。翻开这些案卷，扑面而来的均是监视、训诫和取缔的权力与辩解、乞求及无声的反抗，这显然是现代化的进步逻辑反复塑造的结果。溯其源头，这些权力表述和多重的声音均在现代医疗体系与密如蛛网的街道和胡同的互动过程中喷涌出来，构成一幅抗拒与变迁交错演进的“街道政治”图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当时的档案记录，就会发现在现代卫生观念的支配领域之外，尚有不同的评价声音存在。[38][39][40]下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36年，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助产士朱崇秀报称，有产婆李吴氏、李国英婆媳2人于2月28日为一位叫李孟氏的太太接生，未按规定携带接生筐，并私自阻拦产妇住院，又劝其服用成药，引起腹内阵痛和出血，婴儿即行死亡。而李吴氏婆媳的供称却与朱崇秀并不吻合，李吴氏称：“产妇所购之药品，是否服用，亦不知悉，本推辞不允接生，因产妇恳求，决不放其走去，未带接生筐系有时因路非遥，产妇家有时尚未至分娩时刻，先为探视，预临产再取接生筐，非敢在接生时不用接生筐”。这段由李吴氏婆媳自己发出的辩护声音似乎处处与朱崇秀的指控相反，一度使保婴事务所在决定处罚尺度上有举棋不定之感，但却仍做出了扣留执照的决定。不过李吴氏所陈之情的真确性却由李孟氏主动具呈担保的言辞中得到了佐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