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实现了社区叠合的目标之后，首先，要求医务人员在自然社区内部确立自身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权威性的获得并非依靠的是自然社区内的传统资源，如祥和的人际关系，而是专门化的技术手段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其次，医疗人员在示范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感情中立”（affective-neutrality）的专业特征，使他不可避免地与地方社区中强调人情关系的传统医疗网络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传统社区中，接生婆与阴阳生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角色，其公共形象与职业认同具有一致性，换言之，他们的职业角色是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情氛围特别是家庭，无法分割地交融在一起的。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使得日常生活中的生与死变为医疗专门化程序的一部分，其医疗活动大多独立于家庭空间之外，而这种专门化形式又得到了国家机器强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生死控制方式自然无法对抗卫生示范区所刻意安排的新的生活节奏，而最终难以逃脱走向没落的命运。
[1] 本研究得到了隶属于美国The Overseas Ministries Study Center（New Haven，Connecticut）之The Research Enablement Program研究计划提供的Pew Charitable Trust基金的支持，作者对此表示感谢。本文选自《社会学研究》，1999（4）。
[2]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 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 Alison Dray-Novey，“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No.4，1993，pp.885-922.
[5] Alison Dray-Novey，“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No.4，1993，pp.88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