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制度转化的北京行政卫生，开始了从字面法规到社会实际运行规则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国家基于制度环境，在实践中采取选择性治理的策略。当时的政府没有一个长远的公共卫生理念，只有就事论事地选择事务进行项目型管理。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具体事务上，而且体现在管理方法上。也就是说，什么需要管理，如何管理，都是国家根据地方实际状况做出的权宜之计。这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制度的特色之一：国家在运用西方系统的技术性制度进行管理时，常采取选择性策略，致使新制度的实施是破碎的，缺失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
由于近代中国国家未能建构出一套有效的系统的行政体系，公共卫生难以得到来自整个国家机构的支持，既缺乏行政权威，也缺少资金支持。因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在国家投入过少的背景下，卫生机构在推行公共卫生时，将卫生教育和宣传作为主要手段，以学生和妇婴作为主要对象，以增加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公共卫生的主要方式是召开卫生运动大会和推广卫生教育。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这些措施彰显出国家对公共卫生的重视。此外，卫生机构选择性地办理公共卫生事务，大力推行具有一定社会基础且能迅速见效的事务，如疫苗注射、妓女检治和妇婴保健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实施基础的事务，如生死统计、疾病统计、食品监控等，则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
在国家力推之下，尤其是劝导学生养成卫生习惯的学校卫生教育，公共卫生观念逐步取得话语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规则。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不再仅仅停留于字面上，而是已经被国家选择性地实施，成为日常生活某些方面的规则。虽然制度与实施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但在选择性治理过程中，部分制度得到实施。不过，由于没有严格遵循专业设计，制度只能以一种破碎的形式存在。这种制度状况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