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对北京工商行会进行社会调查的仁井田升是这样陈述他的调查结果的:“若说巡警之间有帮派的话,乞丐之间也有结帮,哦,不,哪里都会有这样的帮派。”虽然他指出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帮派文化,但是事实上,北京的胡同地方社会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各种集团的集合体。可以说多达600余个的会馆和公所是繁杂多样的各种社会集团的缩影。这样庞大的规模是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它是北京所独有的特征。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有着其在政治、经济上的枢纽中心位置,因此全国各地的各种集团集结而来共存于北京这一空间内。这些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依据同乡关系结成的同乡集团,根据同行关系结成的同业集团,还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集团。
中国的城市不存在自治的传统,这一由来已久的定论是基于中国的城市构造中没有市民们可以集会的公共场所而下的。他们指出欧洲的城市有教会和市厅前的广场(Open market),市民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对中国市民来说不存在一个那样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的地方。[19]然而事实上中国并非如此,因为中国有庙会。
北京城内多达1500多个的寺庙里,不仅有儒教、佛教、道教的寺院,还有回教、萨满教、基督教等种类繁多的宗教教址,这也反映了北京的地方社会的构成之复杂。这些不同宗教的寺庙在各自不同的时期举行各种庙会活动,给所信奉的神灵进香,集市也会应时而开,那时逛庙会的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因而庙会可以说是作为宗教活动的“香会”,游乐胜地的“春场”,还有作为市场的“庙市”的三位一体。[20]
图5 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庙会的分布及举行日期
出处:根据《北平庙会调查报告》,pp.28-30、56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