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薄西山的清帝国晚期，列强的入侵、战乱的频繁、小农经济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天灾人祸的绵延等多重原因，使城乡两地那些无法按原有生活方式、游戏规则生存的人，在不经意间纷纷发生规模性的迁徙、流动。天桥已有的历史文化个性与“下体”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其成为北京内城落魄之人和乡村末路者的首选之所。
（一）一步一步往外挪：内城旗人的天桥之旅
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整体上尊贵的命运，曾经过着悠闲、典雅生活的旗人不得不群体性地与往日的辉煌、闲暇话别。原先作为标榜满族人典雅的吹拉弹唱等玩意儿，也成为一部分不顾面子的旗人谋生的工具。Jermyn Lynn有如下的记述：从民国以来，满人变穷了，“甚至那些贵族们也要拍卖自己的府邸和珍宝，而那些贫穷地居住在营地的满人被迫离城出走以谋生计”，有些满人上街卖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22]。现在京津一带相声艺人仍然公认的相声始祖，原本唱京剧的朱少文和拆唱八角鼓[23]的张三禄等人都是迫于生计，在清廷灭亡之前就早早地走向天桥撂地卖艺。新中国成立后享有盛名的琴书艺人关学曾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落魄的父母带到了外城。他说：
我们家是旗人，从小我就没见过祖父和祖母。只听说我祖父是一个宫中卫士。那时，旗人是由国家养起来的，每月都有钱粮，生活富裕。到民国时，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父亲什么也不会，就只有卖着吃，当着吃，到生我时，已经搬到了崇文区的贫民窟。为了能做小买卖，就只好躲开旗人住的地方，怕丢人。……母亲也是满族。过去那会儿，在旗的就跟在旗的结婚。那时，满、蒙、汉八旗与一般老百姓不一样。要是在街上出了事到厅里打官司，厅就跟现在的派出所一样，一进那厅，在旗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待遇就不一样。那一般老百姓一进去就得磕头，在旗的，满族人就不磕头，只是往那儿一站，是两种待遇，不一样。……后来，我们家先是从东大地搬到唐洗泊街，从唐洗泊街又搬到沙土山。[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