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俞平伯的年谱中也时常提及这些聚会，如1933年10月22日，“午，与周作人同往北海漪澜堂，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举办的午宴。杨振声、沈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光潜、郑振铎等出席”[125]。从这些引述的记载中可以看见，集会一般是比较固定在丰泽园，时间一般是一月一次，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的各大高校中文系、英文系等文科院系的教授，也有一些特别突出的文艺青年（也是在校学生）能够取得与会资格，如孙大雨等人；同时，经常会有一些临时访问居住在北平的文人被邀请参加这种招宴会，例如，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北平短时停留过的左翼作家巴金、靳以等人，但从大体而言，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的这种定期性聚会的成员基本上是自由知识分子占绝对优势，因此，表面上这是《大公报》组织的聚会，其实变成了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交流空间。自然，之所以这样，又与主持者沈从文本人是一个主张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而他居住的北平在20世纪30年代云集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地域文化、学院空间、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形成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可以看成是《大公报》延揽优秀作者，也可以看成是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向媒介的扩张。事实上，只要我们去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会发现，出现这个报纸副刊上的作者主要就是上述参加聚餐会的人员，而出现的陌生面孔往往又都是通过上述文人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学生辈。
萧乾是《大公报》的一名重要的文艺副刊编辑，他1930年入读辅仁大学认识了时为该校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杨振声，在办《中国简报》时经过杨的介绍，去访问了沈从文、凌叔华等在北平的作家，也因此而结识了沈。据其在纪念杨振声的文章中的自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诵诗。对于我那时的每篇习作，他都曾给过鼓励。……《大公报》毕竟是一份民间报纸，我这才经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介绍，进了报馆。”[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