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身价值进行客观判断，他者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他者认识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密切相关。因而通过《北京风俗问答》等著作中日本人对于北京的书写，借由外国人的视角，使北京呈现出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城市发展进程做出客观判断。这既不同于中国史书的记载，也与中国人撰写北京民俗的书籍，如《帝京岁时纪胜》《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藤阴杂记》等迥异，涉及了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而不易察觉或不屑记录的内容，表现了作者因来自异质文化而特有的敏感与独特的视角。
同时，作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作者的他者书写还包括了第三种视角，即西方现代文明的视角。因而又与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所作手记《湛轩燕记》《燕蓟纪程》《燕行录》等有很大不同，后者往往以观光客的身份对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猎奇。近代日本及日本人在确立其民族认同的同时，实施所谓“脱亚入欧”的国策，诸事均以欧美国家为范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国”创建基本步入正轨。自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以来，发展速度惊人。从1866年至1873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2.2%。到1885年，日本只用了15年就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又实现了以军事工业为发动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日本完全转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因而，日本人以西方现代城市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仅以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作者对北京城市现状及市政管理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的。作者一反日本早期对中华文明的尊敬与崇尚之风，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市民与社会的弊端，常常以一个文明之邦的国民跳出来，批评北京市民懒惰且没有秩序的平民生活，渲染其不文明、不清洁的生活习惯和卑劣的国民性，指责政府公务人员及普通市民表现出的对国家和公共观念的漠然态度，充满堕落和享乐的社会气氛。“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叫中国人一办，立时立刻，就会百弊丛生。”[32]一种相对于中国的自身优越感洋溢于字里行间。这与本书作为官话读本的体裁和用途无关，而是时代风气使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中国观和日本人自身的优越感，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特别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标志性胜利，日本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和朝鲜等邻国，在现代国民和国家的各种价值尺度的衡量下，遭到彻底否定，它们作为文明尚未觉醒的“野蛮之国”成为日本的参照，使日本的“文明之邦”的地位得以凸显。以《太阳》杂志为首的日本各大媒体，发表了《支那国民性之由来》《论支那人之秉性及对支那之方策》《支那兵与日本兵》《征讨清国之结局》《日清教育之比较》等文，无不充斥着这样一种论调。[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