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立的革命与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4]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1936年夏，北方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
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中央拟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倘若同意，即将公事与办法寄上，并酌定经费。此事兄任颇宜。时间亦不甚费，乞勿却。”[5]顾颉刚与朱家骅均出身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得到主持校务的后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声望已高，并勇于任事。“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担任宣传干事，以出版大鼓书词对民众进行宣传，并成立了三户书社。后因抗日会无力资助，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求援，并应后者要求于1933年10月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脱离燕京大学抗日会而独立，宗旨也有所调整，“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该社面向民众的宣传活动渐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为社中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欲将其封禁。顾颉刚为此于1936年1月带了该社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求援，后者表示支持，并乘机动员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氏为了社务，只得同意，风波遂告平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