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加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沦陷区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还是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青年的影响力。
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展开，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撰著提要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2]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处理正常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前往南京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3]《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