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吊诡的是，抗战爆发实则暗中缓和了遗民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加速了遗民意识与国族意识的互渗。譬如，山西太原一位以遗民自居的前清举人刘大鹏，在东三省失陷后，逐渐放弃“清代”与“民国”的区分，而基本以“中国人”为其身份认同。[64]满洲“建国”反而打破了一部分清遗民的迷梦，造成清遗民内部的分化。刘大鹏初闻日本人将迎宣统帝复辟，还以为是“上天所命”，略有欣喜之情；到确知宣统仅以“执政”身份登位，已不认同“非驴非马”之伪满洲国，此后即再也未见其以清遗民的口气记事。外敌入侵淡化了刘大鹏对前朝旧主的眷念之情，使其转而关注当下中国的存亡。
其实当刘大鹏指责“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时，已默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到1938年听闻伪“华中维新政府”成立，刘氏终于自认为“亡国奴”，实已将中国等同于他此前遗弃——或遗弃他的“民国”。日益迫近的外患，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无意间抹平了朝代更迭残留的痕迹。同样，“宁做民国遗老”的章太炎[65]，虽不认同以青天白日旗为标志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的事实。在国难深重之际，章太炎终于走出遗民心态，放弃对以五色旗为象征的“民国”的追思，回复到其惯有的“国士”立场上来，打破沉默对时局发言。[66]
以君臣为首的伦理秩序解体后，衍生出一种特殊的“遗民”形态，姑且称为“民国遗民”。一般而言，亡国而后有遗民，抗战时期民国未亡，何来“民国遗民”？滞留在沦陷区的“民国遗民”，类似于靖康南渡后入金的宋遗民。就与具体政权的关系而言，“民国遗民”中又有南北之别，要看是北洋“余孽”，还是国民政府的追随者。更特殊的一类“民国遗民”，与政府毫无瓜葛，仅为“中华民国”所象征的义理而“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