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遗民”这一固有概念，是为了铺设一个思想史的内在视野，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重新引入士大夫传统。借用赵园对“士”与“遗民”的关系辩证，“遗民”以易代之际的特殊境遇凸显出“士”作为道德团体的面向。甚至可以说，“遗民”未必是“士”的特殊形态，“士”本身就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遗民”。[42]
当然在复活固有概念的同时，必须时时警惕它的阐释限度，即遗民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不兼容性。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君臣秩序的解体，遗民传统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遗民”这个概念亦随之被污名化，从新文化人口中“遗老”“遗少”之蔑称，不难感受到遗民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43]在新文化人看来，“夫遗老者前清之遗老，而非民国之人民也，虽寄居中国，当然无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中国当以亡国民或‘无领事管束西人’之礼待之，除以中国现行法律管理外，并没有别的关系”[44]。换言之，清遗民非但没有国民的资格，而且是民国潜在的威胁。[45]
“遗民”概念的污名化，至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达到顶点。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派钱玄同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废除帝号，晋升为一品大百姓——的同时[46]，指出“遗老”可走的几条路：要么由效忠于一家一姓的奴才，转变为民国国民；要么开倒车，明目张胆地从事复辟运动；要么继续其捧戏子、逛窑子、上馆子、做诗钟、打灯谜的生活。清遗民遵奉的三纲五伦、忠孝节义，在他看来“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会之旧道德，与民国国体绝对抵触”。即就遗老自身而论，钱玄同质问：“公等立身行己，果与此等灰堆之旧道德底教条符合否耶？！”[47]在新文化人眼里，“遗老”皆“道德卑污”“脑筋朽腐”之徒，与共和体制绝不相容。流寓民国的清遗民，也自比为赘余物，其与民国的关系，“譬如骨附疽，颇类颈生瘿。屈伸乃随人，那许共驰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