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间的类比，永远是把双刃剑，既提供了抵抗的榜样，同时也提供妥协的先例，问题是你预备在已有的剧情中扮演何种角色。南明史研究者司徒琳以遗民文集为材料，从“被征服的一代”（conquered generation）的自我表述中发现或隐或显的“角色困扰”[21]。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加剧了士阶层的升降转移，使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选择、调整自己扮演的角色，而可供选择的“脸谱”（mask）十分有限，不外乎忠臣、贰臣还是遗民。
沦陷初期滞留在北平的文人学者，也试图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摸索个人在“道德团体”中的位置。“七七事变”后不久，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吴宓，从报上得知战局危追，预测“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断言其“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22]。既然清华园之安乐生活已不可得，吴宓不得不考虑出处去就的问题：“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23]他列出的这几个选项，几乎囊括了易代之际士人可能采取的行为模式。
“国亡则吾辈将何作？”吴宓为自己设想的结局，实则脱胎于民初其与汤用彤的对谈：“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24]或死节，或逃禅，这两种选择固然有上下之别，但都是以亡国为前提。距“七七事变”才一周，是战是和尚不明朗，吴宓就开始考虑亡国后当如何的问题，可见他对抗战的前景甚为悲观。[25]
在亡国这一情境预设下，富于诗人气质且不乏小说家的想象力的吴宓，进而将出处进退的不同选择——“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分配到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挑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吴宓声称习惯于把自己放进历史或小说的人物、事实、环境中，对当下现实生活中之人事反而不太注意[26]。由事变后的经验，他愈发肯定“古来书史小说中所记叙之人物，其情与事，极真而非假。但必我有类似之境遇及经验，然后方能感觉到，而信其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