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遗民”这一“背时”的概念，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势力范围以外，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易代之际的思想资源与话语模式，以及业已丧失政治合法性的伦理架构，对沦陷时期知识人的政治选择、道义坚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首先需要对“遗民”的概念作一个基本的分疏。传统意义上与“贰臣”相对的“遗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是改朝换代的产物。遗民的谱系，从被奉为鼻祖的伯夷、叔齐算起，最出彩的时段无疑是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而本文所涉及的清遗民与所谓“民国遗民”，可以说是遗民史的一个尾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尾声。
遗民不仅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身份，它还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易代之际——或自以为身处易代之际——的士人提供了一整套话语资源及可效法的行为模式。[10]易代之际士人的出处进退，往往关系着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当新旧嬗蜕时，常呈现出纷纭错综的情态，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士林内部善于利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标准的人，虽一生经二世，照样身泰名遂；而仅持一杆秤，不懂得在新旧度量衡之间自由切换、买进卖出者，只能随他所属的时代一起湮灭[11]。
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士的使命，不外乎“导民以知识”“诲民以道德”[12]。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使得士阶层的道义使命被知识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所掩盖。然而正是晚清以降道德革命的未完成性——新道德未能完全取代旧道德——及三四十年代士大夫传统的回光返照，造成了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处境，既不同于近代民族主义，亦不同于“蛮夷猾夏”或易代之际的暧昧性。借用陈寅恪的话说，“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马非牛之国”[13]。作为道德团体的知识阶层在沦陷下面对的，不是单一价值体系内部的抉择，而是多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气之间的缝隙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