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丝雅待在疗养院的日子看起来要结束了。最近几天在露天的躺卧对她大有好处。她喜欢躺在睡袋里听乌鸦在空中啼鸣。她还相信鸟儿们有严密的组织并由其首领下达命令。她认为，长时间停顿后的特定的鸣叫声就是命令，所有鸟儿都必须遵循。最近几天，我几乎没有单独和阿丝雅说过话，然而，就在我们所交流的只言片语中，我觉得能明显感到她对我的亲近，我倍感安心，感觉良好。我不知道有什么能像她那最细微的、有关我的情况的询问那样给我以抚慰，令我深深感动。当然，她并不经常这么做。不过，比如说这一天她在吃饭的半当中，在他们说俄语的时候，倒是问过我前一天收到了什么邮件。吃饭前，我们分成三队玩了多米诺骨牌。饭后的情形则远远好于前一天。他们唱了由犹太德语歌曲改写而成的共产主义歌曲（我猜想，这并非有意戏仿）。除了阿丝雅，房里都是犹太人。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工会书记，他是来莫斯科参加第七届工会大会的。这么说来，这饭桌旁聚集了整整一拨从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犹太人。我们提前把阿丝雅送了回去。之后，我在回旅馆前邀请赖希去喝咖啡。接着，他便说了起来：他越往周围看，越觉得孩子是个巨大的烦恼。之前在阿丝雅的同屋那里做客的还有一个非常听话的小男孩。就在我们大家坐着玩多米诺骨牌并且等开饭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小家伙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事实上，赖希脑袋里想的当然是达佳。他讲到了阿丝雅的慢性恐惧症，这大多与达佳有关。他又絮叨了一遍阿丝雅在莫斯科逗留的整个情形。在与阿丝雅交往的过程中，我常常惊讶于赖希巨大的耐心。眼下，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悦与怨恨，只是显得紧张。我们谈着谈着，他的紧张消失了。赖希抱怨道，恰恰是现在，阿丝雅的“利己主义”——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听任事物顺其自然——不起效了。接下去继续待在莫斯科令她感到不安，想到可能要搬家，她就痛苦不堪。归根结底，她现在的要求无非就是过上几个星期安逸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而这是赖希在莫斯科自然无法满足她的。顺便说一下，我倒还没有觉察到阿丝雅的不安。直到第二天，我才发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