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里阿丝雅的房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从四点到七点都在那里。通常在五点左右，隔壁一间房里的一位女病人就会开始弹奏一个或半个小时的齐特琴。她弹的永远都是悲伤的和弦。音乐与这些光秃秃的墙壁格格不入。不过，阿丝雅似乎并不讨厌这单调的弹拨声。我们去的时候，她往往躺在**。她对面的一张小桌上放着牛奶、面包，还有一个装着糖和鸡蛋的盘子，赖希常常会带些鸡蛋走。这一天，她让赖希也给我带个鸡蛋，还在上面写了“本雅明”。阿丝雅在裙子外面罩了一件灰色羊毛的疗养院病号服。在房里属于她的那个舒适的角落里有三把不同的椅子，我常坐在其中那把深深的靠背椅上。此外，还有一张床头柜，上面放着杂志、书籍、药品、一个也许属于她的彩色小碗、我从柏林带给她的冷霜、一面我以前送给她的小镜子，还有斯通为我设计的《单行道》的护封也长时间地摆在那儿。阿丝雅常常忙于做一件给自己的衬衣，在一块布料上缝来缝去。——来自莫斯科大街的光源：雪强烈地反射着灯光，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那么明亮；小店铺里亮着明晃晃的电石灯；还有那汽车的车灯，在街上能照到几百米以外。在其他大城市，这样的车灯是禁止的。在此地，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么放肆地招摇为数不多的汽车更令人恼火的事了。这些汽车服务于少数获利于新经济政策的新贵（当然还有当权者），它们超越了普遍的行走困难。——这一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记。上午在家工作。午饭后和赖希下国际象棋，我输了两局。这一天，阿丝雅的心情糟糕透顶，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她这般的恶毒与刻薄，不得不说由她扮演赫达·盖布娜会十分令人信服。她甚至不能忍受关于其身体状况的最基本的询问。最后，实在没法，只能让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我和赖希，希望她能跟着去玩多米诺骨牌，但希望落空了。每一次有人走进游戏室，我们都白白地转过身去张望。玩过一局后，我们又去了她的房间，不过，我很快就拿了一本书又回到了游戏室，直到快七点了才再次露面。阿丝雅非常不友好地把我打发走了，不过，后来她让赖希捎给我一枚鸡蛋，她在上面写了“本雅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不久，她就走进来了。她的心情转变了，她看一切又顺眼了，下午的行为肯定令她感到抱歉。然而，回顾最近一段时间的总体情况后，我发现，自从我来以后，阿丝雅的康复情况，至少是其紧张状态的康复，几乎没有进展。——晚上，赖希和我就我的写作及今后的创作道路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认为我写东西不够直截了当。同时，他的另一相关说法也很确切：在伟大的作品中，那些令人信服的、凝练精辟的句子与所有句子的总数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十，在我的作品中则为一比二。他讲的这些都对。（后面一点甚至可能体现了早年菲利普·凯勒尔对我的深刻影响的残余。）然而，我却不得不持有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很久之前写了《语言本论以及人类的语言》一文之后从未令我生疑。我提请他注意所有语言实体的极性：同时既是表达又是告知。这听起来无疑使人联想到我们经常谈及的话题，即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语言的破坏”的倾向。因为，告知者在语言中的毫无顾忌的发展，势必导致语言的破坏。而另一条将语言的表达特征上升至绝对的道路，将会在神秘的沉默中到达终点。眼下，在我看来，在表达与告知这两者中，似乎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妥协，无论什么形式，总是必要的。不过，我承认，我自身的创作正处于关键状态。我对他说，我看不到眼前的出路，因为，只有具体的任务和困难才能真正使我前进，而不是纯粹的信念和抽象的决心。这时，他却提醒我注意我写的关于城市的文章。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开始更有信心地考虑如何描写莫斯科。谈话结束前，我给他读了我对卡尔·克劳斯的描写，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