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圣诞树还在我房里摆着。我渐渐掌握了周围那些声音的结构体系。序曲始于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导动机：先是踩踏楼梯的声音，楼梯在我房间的对面，通往地下室。大概是工作人员从那里走上来开始上班。接着，走廊里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夜里一两点，几乎没有间断。在莫斯科打电话真不错，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所有电话只需三四秒钟就能接通。我听到特别多的是一个孩子扯着嗓子对着电话讲话。耳朵里听了那么多的数字，也就慢慢听得懂俄文数字了。随后，九点左右会有一个男人前来挨个敲门，问房里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经关上。这个时候开始供暖。赖希猜想，会有少量的煤气透过那扇小窗——即使它是关着的——渗进我的房间。晚上，房间里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可见赖希的话是有可能的。另外，地板也往外冒热气，就像火山地带，有的地方热得发烫。要是这时还没有起床，一阵有节奏的敲打声就会把睡梦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这是有人在院子里劈柴。伴随着所有这些声响，我的房间宁静地呼吸着。我很少住过比这一间更容易让人工作的屋子。——记录一下俄罗斯的形势。在与赖希的交谈中，我详述了我的观点，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形势很矛盾。政府对外寻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合同。不过，其主要还是力图（在内政方面）搁置军事共产主义，寻求暂时的阶级和平，尽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在先锋组织，在共青团接受“革命的”教育。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为经验，而是作为口号为其所接受。人们试图在国家生活中切断革命进程的动力——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已进入修复期，而人们却无视于此，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储备革命的能量，就像电池储存电力一样。这么做行不通。必须由此在大多数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轻人中培养共产主义者的自豪，这在俄国已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修复期的特别的困难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针对灾难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状况，俄国人提出口号，要传播俄国及西欧的经典。（而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迈耶霍尔德将《钦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该剧没有获得成功才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意义。）至于这一口号是多么必要，听了不久前在一场辩论中列别丁斯基对赖希所说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话就能够衡量得出：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尚未发明印刷术。另一方面，这些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本身已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衰亡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些价值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形成与发展，如今，它们将无法被剥夺，要是不能同时令其丧失其最后的，即便还是成问题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价值就像昂贵的玻璃一样必须经受住长途运输的考验，而假如没有包装，它们是无法免于破碎的。然而，包装就意味着使其变得看不见，这就与官方，即党所要求的对这些价值进行普及相对立了。如今，在苏维埃俄国的情形是，这些价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无望的形态被普及着，而这样的形态最终须归功于帝国主义。像瓦尔策尔（奥斯卡·瓦尔策尔）这样的人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院长柯刚在《莫斯科晚报》上撰文谈论西方文学，完全无知地随意关联（居然把普鲁斯特和布罗恩扯在一起！），并企图凭几个名字来提供关于外国的“信息”。不过，也许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罗斯生动理解并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文化上的民族谅解本身，也就是说不以具体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是帝国主义之和平主义变种的兴趣所在，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修复期的现象。此外，由于俄罗斯掐断了与国外的联系，信息的获取就越发困难了。更准确地说：与国外的联系基本上都经由党，且主要涉及政治问题。大资产阶级已被毁灭；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无法在与外国的关系中牵线搭桥。现在，如果不是受国家或党的委派前往国外的话，办理一张出国签证得花两百卢布。毫无疑问，俄罗斯对外国的了解远远少于外国对俄罗斯的了解（也许要将罗曼语族的国家排除在外）。在这里，人们主要致力于在广袤的领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俄罗斯人关于外国文化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卢布的钞票：在俄国本土很值钱，但在国外却不是流通货币。极有意思的是：有个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国电影演员是个恬不知耻的、粗俗的卓别林模仿者，却在此地享有喜剧名家的盛誉，只因为卓别林的电影太贵，这里的人们看不到罢了。总体而言，俄罗斯政府在外国电影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电影业都对占领俄国市场怀有兴趣，俄罗斯吃准了这一点，就能廉价购买外国电影，一些片子几乎被当作广告样片或宣传样本而白送予它。俄国电影本身的平均水准——佳作除外——却并不太高。俄罗斯电影要为题材而奋斗，因为俄国的电影审查是很严的；与戏剧审查完全不同的是，电影审查——也许是考虑到国外的情况——限制了俄国电影的题材范围。在电影中对苏维埃领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不可能的，这与戏剧中的情况不同。不过，表现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美式荒诞喜剧在这里同样缺乏生存空间。这样的戏立足于毫无约束的技巧游戏。然而，一切技巧的东西在此地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比技巧更被当回事了。不过，俄罗斯电影对**最是无知。众所周知，对爱情与**的鄙夷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电影或戏剧中表现悲剧的爱情纠葛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如果说社会讽刺喜剧尚有存在的可能，那么其讽刺的对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至于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作为帝国主义统治民众的首当其冲的机器之一是否会被剥夺，这很成问题。——上午工作，后来和赖希一起去了国家电影局。潘斯基却不在。我们一同坐车去了综合技术博物馆。精神病人绘画展的入口在一条支路上。展览本身令人兴味索然；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缺乏艺术趣味，不过布局倒是不错，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参观时，有人为我们做简短的解说。不过，我们所听到的无非是展品旁的小纸片上已经写明了的内容。离开博物馆，赖希先坐车去了“赫尔岑之家”，我后来也去了。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执导的演出戏票。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还是很无聊。赖希在疗养院（从那个乌克兰人那里）给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我们及时赶到了剧院。上演的是奥尼尔的剧作《榆树下的爱情》。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员珂楠饰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没意思透了。有意思的倒是通过落幕和灯光变化把该剧分割成一幕幕单独的场景（电影化）——不过，赖希正确地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恰当的。该剧的节奏比此地一般的戏快了许多，而布景的动态又使节奏变得更快。布景同时展现了三个房间的横截面：底层是个大房间，看得到室外和出口。从一定的位置看过去，这房间的墙壁呈一百八十度角“竖立”着，于是，室外就从四面八方照进了室内。另外两个房间在第二层，由一道楼梯通达。楼梯被隔板挡住了，观众看不到。看演员们横穿隔板上下楼梯颇有意思。石棉幕布上分六栏预告了随后数日的节目。（该剧院周一休演。）赖希请求我在沙发上过夜，我同意了，并答应第二天早上叫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