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赖希坐车去看达佳。十点左右，阿丝雅来了（我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去了她的裁缝那里。这次外出从头到尾都很沉闷、乏味。一开始就是一通指责：说我把赖希拽到东拽到西，把他累坏了。后来，她对我承认说，这些天她生我的气是因为那件我送给她的丝绸衬衫的缘故。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为她把它当罩衫穿了。我还愚蠢地说了一句，这衬衫是我在柏林维特海姆百货公司买的。（扯了个小谎——这终究是愚蠢的。）不过，我也没法多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个磨人，我又感到心烦意乱了。最后，我们去一家咖啡馆打算坐上几分钟。可是，这咖啡馆就像白去了一样。阿丝雅只想着一件事：准时回疗养院。我不知道，为何最近几天，当我俩共处时，当我们的目光注视彼此时，那所有的生机全都消失不见了。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无法掩饰这一事实。阿丝雅所希求的那种山盟海誓般的专一恰是我所无法给予的，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她的鼓励与友善。她自己正因为达佳的缘故而心情糟糕，赖希带回来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满意。我正在考虑下午少去看她，因为就连那个小房间也令我感到压抑。现在，那里很少只有三个人，经常是四个，而要是阿丝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话，那人就更多了。我听着那么多的俄语，什么也听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书。下午，我给阿丝雅带去了蛋糕。她却只是一味地责备，心情糟糕透顶。赖希已经在我之前半个小时去了她那里——我要把给黑塞尔（弗朗茨·黑塞尔）的一封信写完——，他讲的关于达佳的情况令阿丝雅的情绪非常激动。气氛始终阴沉沉的。我早早离开，去迈耶霍尔德剧院为我们取当晚上演的《我们的欧洲》的戏票。之前还回了一趟旅馆，告诉赖希演出于七点三刻开始。我顺便看了看有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中午，赖希帮我联系上了迈耶霍尔德，他同意给我戏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经理，在那里取了票。令人吃惊的是，阿丝雅按时来了。她又围着她的黄围巾。这几天，她的脸泛着一种可怕的光泽。演出还没开始，我们站在布告前，我说：“其实，赖希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独自坐在什么地方的话，我会忧郁得上吊。”不过，即便我说了这些话也没有使我们的交谈变得活跃。那出歌舞剧非常有意思，有那么一会儿——我已不记得是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俩又觉得彼此很亲近。我想起来了，是《里西咖啡馆》那幕，伴着音乐和印第安舞。“十五年来，”我对阿丝雅说道，“这种印第安浪漫风情风靡全欧洲，其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倾倒。”幕间休息时我们和迈耶霍尔德交谈。第二次休息时他让一位女士带我们去“博物馆”，那里保存着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在那里，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剧的精美的场景布置，《布布斯》一剧有名的用竹子围起来的布景（在演员上台与下台时以及剧中所有重要之处，都会由竹管发出或响或轻的击打声），还有《咆哮吧，中国！》一剧中的船头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东西。我在一本书里签了名。最后一幕中的枪击令阿丝雅感到烦扰。第一次休息时，我们去找迈耶霍尔德（直到休息快结束时我们才找到他）。有片刻时间，我在阿丝雅前面走着台阶。这时，我感到阿丝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我的衣领翻翘着，她把它又翻服帖了。这一触碰使我意识到我已有很久没有被哪只手亲切地触摸过了。十一点半，我们又来到了大街上。阿丝雅责备我什么都没有买，她说，否则她还会去我那儿庆祝除夕的。我请她再去咖啡馆坐坐，却是徒劳。她也不认为赖希可能会买了吃的。我很伤心，一声不吭地陪她回去。这一晚的雪泛着星光。（还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国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雪花。）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几乎是有意违逆，并且是为了试探她而非出于真情地请求她给我一个吻，就在岁末。她没有吻我。我转过身，此刻，在新年来临之际，固然落寞，却并不悲伤。因为我知道阿丝雅也是孤独的。我刚走到旅馆前，一阵微弱的钟声恰好响起。我驻足聆听了一会儿。赖希开了门，大失所望。他买了很多东西：波尔图葡萄酒、哈尔瓦、鲑鱼、香肠。这时，我又为阿丝雅没来我这里而感到不愉快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度过了快活的时光。我躺在**吃了许多东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尔图葡萄酒，以至于最后只能既费劲又机械地进行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