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餐很丰盛。因为午餐没指望，赖希就买了些东西。下午一点，革命剧院为新闻界上演伊列什的剧作《暗杀》。由于错误地估计了观众渴望刺激的心理，该剧被安了个副标题，叫《买支手枪吧》。如此一来，该剧本该富于悬念的结局——即一名白卫军刺客在其暗杀行动被共产党人发觉之时正企图举枪瞄准他们——从一开始就白费了。这出戏里有一幕具有恐怖剧的效果。此外，该剧有巨大的政治理论雄心，因为它要刻画小资产阶级走投无路的困境。然而，该剧缺乏原则、没有把握且无数次向观众抛媚眼的表演却并未体现出这一点。演出甚至令该剧的巨大优势——即由出现在1919年的没落、肮脏、荒芜的奥地利的集中营、咖啡馆和兵营所营造的吸引人的氛围——丧失殆尽。我从未见过如此经不起推敲的舞台空间布置：上台处和下台处一直完全不起作用。倘若一个不懂行的导演试图接手舞台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迈耶霍尔德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子的了。剧场满座。甚至还能看到有人盛装出席这一场合。观众呼喊伊列什，他出来谢了幕。天气很冷。我穿着赖希的大衣，因为他考虑到面子想在剧院里显得体面一些。幕间休息时，我们结识了戈罗德茨基及其女儿。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讨论，赖希也加入了其中。那个乌克兰人和阿丝雅的同屋是一方，阿丝雅和赖希则是另一方。话题还是关于党内的反对派。不过，这场争论没有取得任何谅解，更别说取得一致意见了。根据阿丝雅和赖希的观点，反对派若从党内退出则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威望将蒙受损失，而其他人却并不明白这一点。我直到下楼同赖希一起抽烟时才知道他们争论的是什么。这场在五个人（阿丝雅同屋的一个女友也在场）中间用俄语进行的谈话把我晾在了一边，再次使我既沮丧又疲惫。要是他们继续谈下去的话，我决定离开。不过，我们回到楼上后，大家决定去玩多米诺骨牌。我和赖希搭档，对手是阿丝雅和乌克兰人。这是新年过后的星期天，由那位“好”护士负责监管，因此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晚饭后，激烈地玩了好几局。那时，我感觉好极了，那个乌克兰人说他很喜欢我。最终离开后，我们还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些热饮。在住所就我作为自由作家所处的位置问题——在党与职业之外——展开了长谈。赖希对我说的话是对的：我对任何当着我的面说出我所说过的话的人，都以这同样的话来回应。我也坦率地向他解释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