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国家资本主义保留了通货膨胀时期的许多特征。首先是国内事务缺乏法律保障。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已获官方批准；另一方面却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时才被许可。任何新经济政策的奉行者都可能随时成为财政政策转变，甚至仅仅是一场暂时、正式的民众集会的牺牲品。然而，一些人的手里还是聚集了——从俄国人的立场来看：巨额的——财富。我听说有人缴纳三十多万卢布的税。这些公民是英勇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是英勇的新经济政策主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全然不依赖于自身的禀赋，就踏上了这一轨道。要知道，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特征恰恰是国家在国内贸易领域的先期投资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必需品。这就为新经济政策奉行者的运作开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时期的另一特征是配给证。多种商品只有凭配给证才能在国营商店购买，因此，就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货币是固定的，不过，就这种配给证以及许多商店橱窗里的价目牌的形式来看，纸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人们对待穿着的毫不在意的态度也只有在通货膨胀时期才为西欧人所熟悉。不过，对待着装的无所谓的习俗已开始动摇。一度是统治阶级的制服几乎将成为生存竞争中弱者的标志。在剧院里，第一批盛装羞怯地冒出头来，就像数周大雨过后诺亚方舟上的鸽子。然而，人们的外表中还是有许多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成分：西欧式的帽子、软帽或礼帽似乎全都消失了。到处都是俄罗斯毛皮帽或运动帽。姑娘们也常戴这样的帽子，有不同的式样，很合适，却也很挑逗（有突出的大帽檐）。在公共场所，人们普遍都不脱帽子，打招呼变得较为随意。在着装的其他方面，已经体现出东方服装的多样性。毛皮短袄、丝绒上装和皮夹克，城市的时髦和乡村的服饰错综相间，男男女女皆是如此。和其他大城市一样，不时能看到有人（妇女们）还穿着农家的民族服装。——这天上午我在屋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去见学院院长柯刚。我对他的无足轻重并不感到惊讶；旁人已使我对此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在卡梅涅娃学院的办公室拿了戏票。在没完没了的等待中，我翻阅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宣传画的著作，里面有许多精美的图片，一部分是彩色的。我发现，这些图片当中——里面的许多宣传画都很有效果——没有什么是不能相当随意地用一种局部尚不明显的资产阶级工艺美术的风格元素来解释的。在“赫尔岑之家”我没有遇见赖希。在阿丝雅那里，起初只有我一个人。她很疲倦，也许只是假装如此，为了避免和我说话。后来，赖希出现了。我走了，要去约巴塞基晚上一起去看戏。由于打电话找不到他，我只得去一趟。整个下午一直头疼。后来，我和巴塞基，还有他的女朋友——一个轻歌剧演员，一起去看《风暴》。这位女友显得很拘谨，身体也不太舒服，一看完戏就回家了。《风暴》一剧讲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围绕着乡村的一次伤寒疫情而展开的故事。巴塞基翻译得很投入，戏也演得比平时好，这一晚我收获颇多。这出戏——就像俄国戏剧一贯的那样（赖希语）——缺少情节。在我看来，此剧只具有一部好的编年史的信息价值，而非戏剧价值。将近十二点，我和巴塞基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克鲁佐克”俱乐部吃饭。由于这天（根据旧历）是圣诞节的头一天，俱乐部里并不怎么热闹。饭菜很棒；伏特加里掺入了一种草药香精，酒成了黄色，更容易下咽了。谈了谈为俄国报纸写一篇关于法国艺术与文化的报道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