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换了钱，之后口授、打字。一篇关于迈耶霍尔德剧院的那场争论的报告也许写得还不错，而要为《日记》所写的记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写不下去了。早晨和赖希起了争执，原因是我（有点儿欠考虑）带着巴塞基去了“赫尔岑之家”。一次新的教训：在此地务必谨慎，这很重要。谨慎是政治渗入生活的显而易见的表征之一。在公使馆口授打字时没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兴，他还没起床。为了不必去“赫尔岑之家”，我买了鱼子酱和火腿在家吃。大约下午四点半我到阿丝雅那里时，赖希还没去。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来。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去阿丝雅那里的路上心脏病又犯了。阿丝雅身体不佳，无暇他顾，对赖希的迟到并不十分在意。她又发烧了。那位叫人简直无法忍受的同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房里，后来她自己还有客来访。不过，她始终表现得很友好——要是她不总在阿丝雅身边出没就好了。我给阿丝雅读了为《日记》而写的提纲，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评论。交谈的最后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亲切之感。然后，我们就在房间里玩起了多米诺骨牌。赖希来了，就四个人玩。晚上赖希有个会。将近七点，我和他一起在我们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后我回了住所。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需要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规划一个稳固的工作框架。翻译显然是不可能作为这样的框架的。我的立场再度成了构建这一框架的先决条件。阻挠我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纯粹是外在的顾虑。现在也许正是入党的良机，一旦错过可能就有危险。正因为入党对我而言或许只是一个插曲，一再推延并不妥当。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顾虑迫使我自问，是否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实用而经济地做一个左翼局外人，以确保我有可能继续在迄今为止的工作领域内进行广泛的创作。只是，这一创作是否能够毫无裂痕地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恰是问题所在。就算是那样的话，这一“框架”还必须由外部条件，比如说一个编辑的职位，加以支撑。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即将来临的时期与以往时期的区别在于，情爱之事对我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我对赖希和阿丝雅之间关系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对此有了清楚的认识。我注意到，面对阿丝雅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烦意乱的行为方式，赖希总是，或装得很坚定，很少受其影响的样子。而他装得也够多的了。这都是因为他在此地为其工作所找到的“框架”的缘故。工作为他开创了各种现实的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他还是这里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整个统治权力的这一新结构着实令此地的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里的生活自我封闭却充满事件，贫穷却同时充满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从早到晚都在挖掘权势。与此地个人在一个月内所要面对的无数情况相比，一个知识界的西欧式存在的整个组合推理显得绝对贫乏。当然，可能的后果是某种程度的迷醉状态，以至于根本无法想象没有会议、委员会、辩论、决议和表决（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或至少是权力意志的伎俩）的生活。然而，（……）文献[1]，完全无条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场并向人提出问题，究竟是想要在充满敌意且暴露无遗的、不舒适且透风漏雨的观众席上忍耐着，还是无论如何都要在闹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