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废了。另外，天气开始变得非常寒冷：平均气温约（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温标）。我快冻得不行了。连手套也帮不上忙，上面有窟窿。上午起初还挺顺利：就在我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听到了火车票价。然后，我想坐9路公交车去玩具博物馆。可是，车子在阿尔巴特广场附近出了故障，我（错误地）以为车子会在那里停很久，就下了车。之前坐车经过时我满怀渴望地观望着阿尔巴茨卡娅集市，我最初是在那里见识了莫斯科美丽的圣诞市场售货亭。这一次，好运以另一种方式眷顾了我。前一天晚上，我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赖希之前赶回住所，谁知他已经到了。到这个时候还不能独自待着，这让我很不开心。（自从那次因那篇关于迈耶霍尔德的文章而引发的争吵以来，我常常见到赖希就生气。）我立刻去拿台灯，想把它放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我曾这么做过多次。那个临时的电线插头的接触又不灵了，我于是不耐烦地趴在桌上，试图修复电路，姿势非常别扭。我捣鼓了很久，结果短路了。——在这家旅馆甭想叫人来修理什么东西。靠天花板上射下来的灯光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头几天遇到的问题再一次很现实地摆在了面前。我躺在**时，想起了“蜡烛”一词。不过，这也很难办到。请赖希帮忙去买点东西是越来越办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许多事情要做，况且心情很糟糕。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动身去买，尽管只掌握一个俄文单词。可是，就连这一个单词我也得先听阿丝雅说才记得起来。正因如此，当我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一个售货亭的货摊上有蜡烛并能简单地用手一指了之时，这真是一桩幸运的事。不过，这一天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冷得要命。想去“新闻之家”看版画展：关门。圣像博物馆也关着门。这下我明白了：这天是旧历的除夕。由于圣像博物馆较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动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我都已经走下雪橇了，才发现博物馆的门是关着的。在这种仅仅因为语言上的无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况下，越发能体会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与时间的巨大的损失。我发现反方向有电车可坐，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远，就坐车回去了。——我比赖希先到“赫尔岑之家”。他来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问候的话：“您不走运。”原来，他去了《百科全书》编辑部，把我撰写的“歌德”词条交了过去。正巧，拉德克来了，看到了桌上的书稿就把它拿了起来。他一脸怀疑地问这是谁写的。“每一页上，‘阶级斗争’这个词都出现了十次之多。”赖希向他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并且表示不用这一词汇就无法阐明歌德的影响，因为歌德所处的年代正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拉德克说：“问题在于这个词应该出现在准确的地方。”由此看来，这一词条被采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怜的领导们太没主见，只要哪个权威说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脚的玩笑话，他们就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对这件事赖希比我还不痛快。我直到下午和阿丝雅谈起此事时才感到不开心。因为，她一上来就说，拉德克的话肯定有对的地方，我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怎样进行抨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当即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她的话只说明了她的胆小，说明她会不惜一切代价见风使舵。赖希到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房间。因为我知道，他会讲这桩事的，我不想让他当着我的面讲。这天晚上，我希望阿丝雅能来看我。因为我离开时在门口这么说过一句，尽管赖希在场。我去买了东西，应有尽有：鱼子酱、蛋糕、糖果，也给达佳买了些，赖希次日要去看她。然后，我就坐在房里，吃晚饭，写作。八点过后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丝雅会来。许久以来，我都没有如此这般地期待她的到来。（当然，就具体情况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来。）正当我开始为她把这份期待画成一幅画时，有人来敲门。是阿丝雅，她第一句话就说有人不让她到这里来。起初我以为是我住的这家旅馆的人不让她来。因为这儿新来了一个戴毛帽的苏联大兵，此人也许会管得很严。不过，阿丝雅指的是伊万·彼得洛维奇。这一晚，或者说这一短暂的时刻，已被全方位地缩减得所剩无多了，我得与时间作战。无论如何，第一回合我获胜了。我飞快地把脑袋里的那幅画画了出来。我把画解释给阿丝雅听时，她把额头紧紧地贴在我的额头上。然后，我朗读了“歌德”词条。这也很顺利，她喜欢这篇文章，甚至觉得我写得格外清楚、客观。我和她谈起“歌德”这一话题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像歌德这么一个完全在妥协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的？对此，我的回答是，类似的情形在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上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本质区别。人们不能刻板地将这两场运动中的“不忠”或“妥协”的观念等同起来。我也提到了卢卡奇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只适用于工人运动史本身。可是，阿丝雅很快就累了。于是，为了碰碰运气，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记》，目光落到哪里就给她读哪里的文字。可是，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产主义教育的那一段。“简直是一派胡言”，阿丝雅说。她很不满意地说我根本不了解俄国。我当然没有反驳。这时，她自己说了起来。她说的话很重要，但说话令她情绪激动。她说起自己一开始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俄国，刚到俄国的最初几个星期就想重返欧洲，并认为在俄国一切都结束了，反对派绝对有理。渐渐地她才看明白这里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术工作的转化。如今，已使每位共产党员都明白了这一点：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斗争，不是内战，而是电气化、运河开凿、工厂建设。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谢尔巴尔特，因为他，我在这里可没少受阿丝雅和赖希的气。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强调技术工作的革命特征。（我为没有在那次访谈中说出这么精辟的话而感到遗憾。）我使出浑身解数使阿丝雅在我这里多待了几分钟。随后她走了，没让我送她。有时，她要是觉得和我很亲近，也不让我送。我留在房里。自始至终，那两支蜡烛就立在桌上。自从那次短路以来，它们每晚都在我房里亮着。后来，当赖希来时，我已睡下。